高雅的背后

在讲到芭蕾的时候，老师说到舞鞋。新鞋鞋头极硬，因为要靠它立起，于是演员穿起来极其痛苦，常用门板夹使其稍微软点。然而一双新鞋最多穿两三场表演，就得再换双新的。这点事实令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回来久久不能忘怀。

最生动、最典雅高尚、最美丽，这一系列特征在多少少女少男及少女少男的父母的心里筑下美梦。然而，这高雅的背后呢，是舞蹈界公认的难度最高、最难练。虽然我从未学习过任何舞种，但是从小就对芭蕾有种天然的、由衷的敬畏。脚尖立起，想也知道会有多痛。纵观芭蕾电影史，古有《出水芙蓉》对芭蕾的趣味化，今有《黑天鹅》的残酷宗教化。即使这项艺术自产生以来从未像任何流行的东西一样被普遍大众接受，如今似乎也在走向衰退，但人们从未停止过对芭蕾的想象。它的确像是一个优雅的少女，难以触碰，一碰就要碎了一般。

《黑天鹅》的成功绝非偶然，虽然这部片子压抑诡异的气氛让普通观众胃里翻江倒海，同时引起了芭蕾舞女演员们的愤怒。然而它或多或少的反映了芭蕾舞演员的高雅的背后，或多或少的让大众意识到一个事实，即芭蕾不仅仅是门艺术，它是近乎宗教般的体验。

在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芭蕾舞团之一、位于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芭蕾舞团里，这些舞动的精灵被纪律、牺牲与痛苦深深束缚。从舞台下来的演员们看上去都好像随时可能崩溃。他们向前倒地，伸展身体，揉捏脚部。后台上，准备上台的舞者用脚敲着地板，在胸前划着十字。有的演员还会在每次上场前躺在地上、身体摆成十字，以吸取曾在那里演出的所有舞者的能量。他们需要上帝的祝福，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工作。而当她们在跳舞的时候，脑中没有喜悦或兴奋，只有“责任”。“责任太大，如枷锁一般，压倒了跳舞带来的欢乐和激动。很多人以为当芭蕾舞演员就意味着幸福和开心，你实现了梦想，生活在自己梦想的世界里。”然而，这些身形娇巧的舞者们每天活在镜子的世界里，即使脚在流血也要保持微笑和旋转，总免不了给人一些受虐的感觉。

穿着芭蕾舞鞋的双脚会觉得疼痛，“但疼痛很正常。”有些演员说他们欢迎疼痛，因为那是职业的标志。马林斯基的芭蕾舞演员们每天都有“芭蕾课”，钢琴师敲出曲子，他们便在芭蕾教师的指挥下舞动四肢。老师们之前都是芭蕾演员，

现役的演员缺席一次课会被罚300卢布。此外，由于缺席造成身体缺乏柔软，还有可能导致受伤。马林斯基的副总监尤里·法特耶夫说，团里有一个说法，“一天不努力，就会变替补；三天不上课，一周白练习；一周缺席你就什么都没了。”所以练功房里大家都很集中精力。

这是在以芭蕾为国粹的俄罗斯，在中国，情况也不容乐观。芭蕾舞对舞者的身体要求非常苛刻，在整个舞者生涯中，身体条件都是影响他们命运的决定因素。有为再长4~5厘米就能跳主演而吃两年增高药的，有为控制体重长期节食减肥结果20多岁就已停经的，由于芭蕾舞演员的增重按两计算，因而为了跳舞要完全违背健康规律。

选拔条件的严苛使得芭蕾变得无情。从主角到连备演机会都没有，常常就在一念之间。

而躲不过的伤痛是芭蕾舞演员职业生涯中的梦魇，如饮鸩止渴。美丽的芭蕾花朵，需要无数年轻的生命用肉体去浇灌。美之极致，飞蛾扑火，只求绚烂。独舞演员腾树源，十个脚趾全部被僵硬的足尖鞋磨得淤青红肿。有时，晚上睡觉一蹬脚，指甲盖就翻掉了，直到最后十个脚趾全部没有指甲。她每天要先用皮筋把脚趾绑紧，让它血液不通，没了痛感才能跳舞。对她们来说，只要脚没崴着，没残，都得继续跳。领舞演员刘洋，曾经脚伤疼痛难忍，在母亲的陪同下去医院，被医生告知将来可能会坐轮椅。母女二人一路哭着回家，母亲说：不跳舞了，改别的行吗？她说：不行，不跳舞，我就去跳楼，我去死。主要演员冯英，因跳芭蕾舞，肩部变形，胯部变形，两条腿都不一样长了，穿裤子时，总是一条裤腿被自己踩得很脏。这几段被我原封不动的引用自广州芭蕾舞团的采访日志，使我的眼泪差点奔涌而出。毫无夸张的叙述，毫无夸张的感受。

前半生立脚尖，后半生“坐轮椅”。可以痛，但不能不美。这些自虐式的坚持又来自何处？芭蕾的生涯短而艰辛，俗气的讲，赚的还极少。对美的追求是个仙气过重的概念，在我看来，这是一开始就注定好的。有人天生是舞者，正如有人天生是loser。上帝将芭蕾种在谁的心里，那他（她）便注定走这一遭。否则，常人早在第一周压腿的时候便退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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